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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迪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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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西军阀杨虎城虽然有一定进步倾向，也和红军保持有秘密联络，但他的公开身份毕竟是蒋军的高级将领，手下军官和招安土匪也为数不少，这就导致杨虎城的军队里大部分实行的还是旧军队的那一套。所以当陕军遭遇红军时，一些进步的中下级军官还是会选择起义加入红军，何振亚就是其中之一。

何振亚，字干新，1913年出生于陕西省汉阴县，1931年以中学毕业生的身份考入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办的军官训练班（后称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训练班是杨虎城在地下党员南汉宸的建议下开办的，因此训练班里招收了很多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因而革命气氛很浓厚。

在这样的环境下，何振亚耳濡目染，受到同学们的影响，再加上经常阅览同学间传阅的书刊和传单，思想也跟着进步起来。不过由于在训练班时间较短，何振亚一直没能找到组织。1931年冬，杨虎城为了扩编部队进军甘肃，急需补充中下级军官，于是就让这批学员提前毕业了，何振亚和几个同学被分配到安绥军（后称警备2旅）。

安绥军是由杨虎城收编的几支土匪武装合编而成，何振亚被分配到第4团，团长是沈玺亭，外号“狗大王”。沈玺亭是何振亚的汉阴老乡，比他年长10岁，出于个人野心，他对这批学生特别是何振亚这个小老乡还是比较照顾的，何振亚也得以利用这个机会在部队里开展活动。

第4团里，旧军队习气还是蛮浓的，军官们普遍贪财，吸大烟的也不在少数。培训班的学生们则积极、进步，自然和这些人格格不入，这样难免就会受到他们的抱团排斥。本来分配工作的时候，杨虎城承诺学生们是能当排以上军官的，结果现在沈玺亭只给了他们班长的职务，引起了学生们的不满。

到1933年，大部分学生都当上了排长，并被分散编在各连，他们经常秘密聚集在一起，打算找个机会把整个第4团都拉出去起义。沈玺亭对学生们的秘密活动自然早有耳闻，但因为他和杨虎城以及旅长张飞生都有不小矛盾，也就顾不得管他们。有一次沈玺亭找何振亚单独谈了话，警告道：“你们要闹地下党，可别瞒着我！”

1935年冬，杨虎城把警备2旅调回西安整训，何振亚知道一旦进入西安，部队将再也没有起义的机会，因此决定迅速起义。然而在起义计划日期的前三天，其他连一个排长先带着一个排跑了，何振亚遂决定提前起义。当晚，何振亚以换岗为名，把全连112人拉出军营，逃入秦岭山区。

这时，红25军已北上陕北，在鄂豫陕地区活动的只有刚成立不久的红74师，何振亚派人来和红74师联络，想接受改编。红74师师长陈先瑞对何振亚不太了解，担心有诈，何况自身也缺乏干部，因此建议两支部队以盟军的方式各自活动。何振亚于是把自己的部队称为“陕南游击队第二纵队”。

虽然没有被红军接纳，但何振亚是铁了心要加入红军的，于是他在部队活动方式上，处处学习红军。虽然不是党的队伍，但何振亚也模仿红军，每到一地都要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并严格遵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镇安、柞水、石泉、汉阴、安康等地的贫苦群众对此非常欢迎，纷纷前来投奔，没多久，何振亚的部队就扩张到600余人。

杨虎城依然把何振亚的部队看成是普通土匪，他一面布置了20个团的兵力前来围剿，一面又派人来商量收编。何振亚考虑到敌强我弱，部队也不十分巩固，因此玩起了“缓兵之计”，他一面假装同意被收编，一面又把部队牢牢抓在手中，并把对方派来的代表监视起来。

1936年春，何振亚终于和陕西地下党接上了关系，并在上级的指示下决定第二次起义，部队名称改为“陕南抗日联军第一军”。这回，何振亚不再像农民起义军那样四处流动作战，而是和红军一样开始有意识的建设根据地。红74师政治部主任曾焜曾应邀去讲过话，还给何振亚送了部分枪支弹药，不过两支部队仍然各自独立活动，连根据地都是两个体系。

文章来源：《农家参谋》 网址: http://www.njcmzz.cn/zonghexinwen/2020/1023/4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