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农家因其重农的鲜明特色而得名，被列为先秦“九流十家”中的学术派别之一。农家学派思想家的思想主要反映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状况，是关注民生的重要派别。根据农家思想家的思想特征，学术界将古代农家分为理论型和实践技术型，他们分别从政治和技术的层面和角度，去为老百姓的民生呐喊代言。以许行为代表的政治型的农家思想家主张君民同耕、重农抑商，而以实践技术型为特征的记载在《管子》的《地员》诸篇和《吕氏春秋》的《上农》诸篇中的农家思想言论，则主要是关于如何加强农业经营管理、以实现老百姓的民生改善。总而言之，农家“综合诸家之长而别成一家之说”[1]260，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针对性等特征。

先秦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也是财富的主要来源，更是衣食住行这些民生资料的主要依靠，故先秦不同学派的思想家几乎都主张重农，儒、道、法、墨、兵等学派的思想体系中，重农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学术界很多学者依据“重农”这一标准，认为农家学派是由各学派中“重农”思想家构成的，各家都有农家的影子，形成“儒农”“道农”“墨农”“法农”“兵农”等形形色色的支流。

真正在先秦文献中冠以“农家”身份的思想家，只有一个叫许行的人，他的思想记载文字很少，主要是在《孟子》中，说他信奉“神农之言”[2]110，主张“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2]110，实行“等价交换”等。实际上，许行的思想与道家老子非常接近，梁启超将许行归入道家系列，认为许行为“南学”代表，精神渊源于“老学”，为“放任主义之极端”[3]25。许行的理想社会也是老子的“小国寡民”，其宗旨不仅是“绝对的平等，人人自食其力——各以享用自己劳作之结果为限，无上下贵贱之分”[4]135，而且连万物都要平等，典型的“齐物主义”[4]136，故梁启超认为“许行一派，盖道家别出之附庸”[4]80，主张绝对平等，属无政府主义，乃道家支派之一，可称为“道农”。

滕国是个小国，采用儒家的“仁政”治国。孟子早在滕文公作为太子时就在宋国与其相见，宣传他的儒家仁政主张，要滕文公“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希望滕国以尧舜为榜样用“仁政”来治理国家，还向滕文公献上了“民事不可缓”[2]105“取于民有制”[2]106“政经界”“君子治野人，野人养君子”等治国之策。滕国推行的政治充分反映了儒家民本思想。许行特别欣赏儒家孟子的“仁政之道”，于是自楚国来到滕国对滕文公说：“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2]110。滕文公给许行安排好了住处，许行就在滕国安家，因为政治信仰而成为滕国的子民。儒者陈良弟子陈相和陈辛扛着耒耜等农具自宋国来到滕国，对滕文公说：“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2]110。在滕国陈相见到许行，心里非常高兴，于是尽弃原有所学，转而拜许行为师，向许行学习，从儒家信徒变成农家信徒。“为神农之言”的许行的思想孟子很感兴趣，关键在于许行政治信仰与儒家“仁政”思想非常接近。所以作者认为，许行信奉“仁政”之道、“民本”之义，乃儒家支派之一，可称为“儒农”也。

许行崇尚“并耕主义，盖受墨子经济思想之影响。‘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亦宗墨子之‘以自苦为极’”[5]，“主张个人刻苦似墨家”[4]135。虽然墨家主张干涉，许行主张放任，二者在思想精神上不同，但梁启超仍然认为许行一派兼有“墨家主义”[3]25。“禽滑厘学于墨子，许犯学于禽滑厘，田系学于许犯”[6]50，因此著名学者钱穆认为许行就是许犯，为墨子再传弟子，但许行的“并耕主义”却较墨子思想更为激进[7]。可见，许行乃墨家中的农家，即“墨农”。

有学者经过研究，认为先秦农家可以分为三派，其中法家代表人李悝、商鞅为法家之主重农者，以农立法，实视农如工[8]175。《管子》一书中反映的思想被学者列入“法家类”，其中《度地》《地员》《揆度》《轻重》《牧民》《权修》《立政》《五辅》《君臣》《治国》《问》《入国》《八观》《小匡》等著名篇章，都被后世学者认为是农家著作[9]。法家中的农家，可称为“法农”。有学者将计然、范蠡这些商人作为兵家代表人物，认为他们是兵家中的重农者，以农取利，视农如商，与其他学派中的农家有相同的特点，“要皆志在富强”[8]175，可以称之为“兵农”。《吕氏春秋》在《百子全书》中被列为“杂家类”，其中的《上农》《任农》《辨土》《审时》等篇，保存了当时农家之学的一部分。

文章来源：《农家参谋》 网址: http://www.njcmzz.cn/qikandaodu/2021/0310/7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