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的家位于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丰山镇丰三村，典型的中国中部地区丘陵地带村庄。整体看来，村庄人多地少、房屋稠密，风景也极为平常。丈夫的家在村里经过三次搬迁、重建，最后在村子的一角安定下来。1998年，在姐姐和丈夫的支援下，哥哥花了几万块钱，将摇摇欲坠的泥砖老屋拆掉了一半，建了现在的房子，同时加固了两间老屋，以备急用。房子的东边是村里一大片菜地和荒地，其他三面则被不同的邻居紧紧包围，居住空间显得逼仄而粗陋，无法承载任何关于乡村的浪漫想象。后来哥哥告诉我，和他们童年的印象比较起来，现在村里已是面目全非。以前围绕村庄的是一条小河，小河的水极为清冽，孩子们经常在河里玩耍。村子里的房屋规划也极为规整，沿着村子中央的道路一字排开，道路两旁是非常大的老树。当时人多，一到吃饭的时候，隔壁邻居就会集中到一棵树下面吃饭，边吃边聊，感觉非常热闹。现在，那一排房子已经消失，大树也被砍掉，以前的村中央则被一个人工的池塘替代，丈夫家的祖屋只留下一个门楼，依稀可见被杂草包围的影子。在哥哥的讲述中，以前的村庄明显存有集体经济时代的气息，但无法摆脱的贫穷依然是哥哥对过去日子的刻骨印象。现在的村庄，外表看起来还算光鲜，但因为缺乏统一规划，房子的布局显得极为杂乱。 但不管怎样，村庄孕育和滋养了婆婆一家，在丈夫读书离开村庄以前，这个普通的村庄是丈夫生命的根系，也是婆婆一生的居留之地。我作为一个外省女子，名义上嫁给了这个地图上根本就找不到影子的村庄，但因为常年在外地工作，并未有长时间生活于村庄的经历，也未和这个普通的地方建立深切的情感联系。但对婆婆、公公而言，这个普通的地方却是他们生命的重要源泉，正像我每次回家，只要在村里待上十天以上，就会感觉无聊、无趣、难以忍受，恨不得早一天逃离一样。婆婆每次去广州，还不到一个星期，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吵着、嚷着要回到她熟悉的村庄。同样的土地，对我而言，只是联系亲人的一个场域，对婆婆而言，却是深入骨髓、沉淀到生命深处的神圣家园。 婆婆最后的日子 2015年7月10日深夜，丈夫守在婆婆的身边，我因为还未放暑假，远在广州，一方面要应付学校期末来临的诸多杂事，另一方面要照顾尚未放假的孩子。婆婆已经二十多天粒米未进，生命完全靠一点点水分维持。尽管知道婆婆这次可能难以熬过生命的极限，但还是希望老人家能够多熬几天，再过几天，我就可以带着孩子回到家里，好好送老人最后一程。 丈夫和哥哥、大姐、四姐此刻就守在婆婆身边。晚上9点47分，丈夫发来短信：“妈昨天开始出现危险，不知道能不能挺过今晚。”7 月11日零时刚过，我发短信询问情况，问他是否休息，依旧是短短的几个字：“没有，在守。妈在弥留之际。”我心头沉下去，远隔千里都能感知到家里的气息。一边是熟睡的孩子，就在我的身边，一边是弥留之际的婆婆，兄妹们正在守候。一种从未有过的慌乱，让我意识到一个老人在我生命中的位置，疲劳和不安同时侵袭我，但悲痛还没有弥散到我内心，我还在期待奇迹的出现，我相信老人可以熬过这一关，愿意等待我们几天。 7月11日零点25分，丈夫发来短信：“妈已脱离苦海，天地岑寂。活着的好自珍重！”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一阵钝痛袭来，内心的不安得到印证后，尽管远隔时空的距离，排山倒海的悲伤还是将我击倒了。丈夫说得没错，离去对婆婆而言，确实是脱离苦海，这不是一个儿子的理智，而是一个儿子对母亲苦难一生的体悟和祝愿。天地岑寂的深夜，我可以感知丈夫内心的沉重和无法肆意表达的悲痛。尽管理智告诉我，让婆婆活在世间受苦，还不如早日归于尘土，但一想到回家以后，再也不能看到那双温暖、期待的眼睛，又意识到身边熟睡的孩子现在已没有了奶奶，我怎么也控制不住泪水。丈夫发来短信，仿佛知道我难以控制情绪：“这里的风俗是八小时不能哭，让老人安心地走。” 快速订票，将手头的一切事情抛开，用最快的交通工具缩短回程的距离。天一亮，就带着孩子直奔高铁站。奔丧的急切和沉重的情绪，让我第一次感觉回家的路程如此漫长、遥远。跌跌撞撞回到家里，远远就看到一片人影在忙乱，还没到家门口，丈夫就送来了长长的孝带和早已准备好的孝服，作为媳妇，我和哥哥、嫂子一样，带的是重孝。平时因为在外地工作，我很少意识到自己和家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但婆婆的离世，让我猛然意识到在传统的家庭结构中，我作为媳妇身份的确定性。脖子上长长的孝带、身上洁白的孝服，脚上穿的白鞋子，第一次让我真切感受到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情，也让我发现多年来对丈夫家庭的接纳和理解，和我骨子里潜藏的对于媳妇身份的正视、接受密不可分。我紧张而又不安地来到婆婆身边，离上次分别仅仅十几天，婆婆这次已没有任何生命气息地躺在冰棺里灵堂真实的氛围让我意识到老人已真的离去，我无论如何也忍不住自己的泪水，围观的乡邻在等待一个远道而来的儿媳，用程式化的哭泣表达对一个老人生存价值的确认。我从表象的热闹中，感知到的却是一种骨子里的千疮百孔，婆婆离世的悲凉场景，以另一种方式接通了我生命中完全属于另一个世界的经验。我在繁华的广州中，尽管也有诸多艰难和无奈，但无论如何，日常面对的人、事、物和婆婆身边的日常没有任何关联，我的真实生活被知识的围剿、体制的驯服、看得见的利益、对城市习以为常的适应，还有内心渴求成功的愿望所包围，这一切的背后，和婆婆离世的真实场景，构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这种强烈的反差和冲撞，让我意识到时空的虚幻、城乡的真切分离，恍惚间，我甚至无法分清，到底哪个是自己的真实生命。此时此刻，城市虚构、漂浮的生活让我感受到荒诞，生命的底色终究和婆婆不可分离。我的泪水不仅为离世的婆婆而流，更为一个家庭即将分崩离析的命运，还有必须继续活下去的个体无法摆脱的卑微、无力而哭泣。葬礼的喧嚣和潦草，不过是中国无数偏僻的乡村，用一种惯性的程　序向一个生命告别。悄无声息地来，刻骨铭心的苦，再悄无声息地归于尘土和大地，这就是婆婆以及无数乡村母亲的一生。 中国不少乡村出现了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现象 仅仅一天，失去亲人的悲伤已经让位于处理母亲的丧事。看着忙碌的人群，我知道，我感性的悲伤是多么不合时宜。婆婆因为是高龄离世，加上生前得到了子女很好的照顾，在村人看来，这是喜丧，不是一件悲伤的事情。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跟上村里其他老人丧事的规格，才是我们这些做子女的要干的正事。丈夫通过哥哥早就打听到了婆婆后事的费用，最节俭的做法，也需要七万元左右。十天前，我们便已准备好母亲后事所需的费用，四姐依然拿不出钱，但母亲病重期间，她冒着被乡邻讨要工钱的风险坚持照顾老人，和嫂子一起分担繁杂的家务，极大地缓解了照顾常年卧床病人的人手紧张。四姐的孝心感动了家里的兄妹，也因为照顾母亲，她得以和家人较长时间相处，在点点滴滴的交流中，我们也得知，多年来，四姐一家在北京生活的诸多艰难细节。姊妹之间的情感交流，彻底冰释了因为欠薪所生的芥蒂，多年前相依为命的手足之情，慢慢回复到亲人内心，这种情感的修复，应该算得上是母亲病重期间的一个额外收获。大姐答应出一万元，尽到一个长女的责任，丈夫出五万元，哥哥已经从镇上的店子，赊回来一万多元的物品，包括鞭炮、香烟、饮料酒水、毛巾等。丧事期间的酒席由侄女婿负责，这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在炎热的天气中，要负责几百人两天的伙食，精打细算，为家里省下了不少开支。 城镇化进程中，拆迁往往会带来各种矛盾 找风水先生看过日子，婆婆在家只停留两天，到第三天，也即2015年7月13日就将火葬上山。 我完全像一个客人和旁观者，哥哥、嫂子哪怕在如此忙乱的日子，依旧不让我插手任何具体的杂事，哪怕是端茶倒水的事情也不让我干，仿佛我能出现在丧事现场，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情感支持。我只得见缝插针地搞搞卫生，收拾一下凌乱不堪的桌椅板凳，或者是帮侄儿照顾一下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更多的时候，当人流散去，喧嚣的屋子稍稍安静时，我会来到婆婆身边，默默地看看老人。婆婆生前的房间杂乱无章，残缺、狭小的木质窗户，晦暗不平的泥巴地板，斑驳的开裂墙壁，布满蛛网的混乱电线，将老屋破败的景象暴露无遗。婆婆原本并不住在老屋，只因为1998年重修的房子，没有一个房间可以摆下两张床，而婆婆晚上必须有人陪护，为了方便照顾老人，最后只得搬回稍稍宽敞的旧房间。老屋的破败，恰如婆婆被生活榨尽的一生，不堪而潦草。我突然意识到，葬礼一结束，婆婆就会彻底离开家，留存于世上的印迹，也无非只是孩子们对她的怀念。除了子女，这个世界没有人知道老人曾在这片土地上，度过如此艰难而惊心动魄的一生。与文字较量的意愿，就在此刻从我心头升起，对一个普通生命的叙述，让我感受到神圣的意义和庄重的担当。对一个以书写为生的人而言，文字如果不能献给身边像婆婆一样的生命，这样的书写是否是一种背叛和虚伪？我不认为婆婆一生所遭受的厄运、痛苦、欢乐和泪水，只是一种命定的安排，在一种历史化的叙述中，她以一个女性的存在，凸显了个体和时代对抗过程中的妥协和无奈。婆婆一生遭遇过极度的贫困、无穷无尽的生育折磨、中年丧夫所致的婚姻挫折、女儿的病逝自尽和出家、数次承受孙辈的早夭，我以一个女性的直觉，在还原这些人生遭遇时，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这一切在婆婆一生中所施加的心灵伤害，到底达到了怎样深重的程度。 我想起儿子最后探望奶奶的时候，以开玩笑的口吻告诉我，奶奶从昏迷中醒过来后，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唠叨着给子女们分钱。她产生了幻觉，希望自己有很多钱，能够解决子女面临的实际问题。“奶奶说，给我们一百万，让我们去还房贷；给大伯八十万，给畅畅哥哥结婚；给四姑姑八十万，让四姑去还账。奶奶给我们的最多！”儿子八岁的心智还无法理解奶奶胡话中间的沉重意味，我却从婆婆昏迷中的妄语听出了她的牵挂和无力，终其一生，这个普通的老人从未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半生的辛劳，拖着一串孩子，生活给予她的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对贫穷的恐惧。她的不安全感和对生活的期待，终究还是在临终的潜意识中，以一种荒诞又真实的形式得以呈现。在丈夫的回忆中，对于家庭的印象，他最深刻的感受和母亲一样，就是对于贫穷的恐惧。我记得2004年5月14日，丈夫在无意中读到我的一篇文章后给我的邮件：“在我的感受中，中国农民真正的苦难是天聋地哑的，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苦难，正像许多作家说的，他们是苦难活生生的标本，他们的苦难源于出身，只要无法摆脱农民的身份，他们就无法摆脱苦难。所以他们的苦难是派定的，与生俱来，活着就是苦难。他们的苦就不必是像余华、鬼子写的，要用那么多的死亡、卖血、犯罪等悲剧事件去填充，好像没有这些悲剧性的事件，这些人的生之悲苦就不复存在。其实一个农民的苦就在他们生而为人、并以人的生命形态活着的每一天中，他们哪一天的柴米油盐、劳作忙碌、送往迎来、生老病死不被苦痛和忧戚充斥？极度的贫困使他们只能紧贴着地面卑微地生活，他们生在现代社会却被排斥在现代文明之外。”我始终记得看到这段文字时给我内心的震撼。后来才得知，尽管丈夫所学的专业是风花雪月的文学，但他对文学的理解，始终没有离开生活给予他的积郁和启迪。 新农保带来不少惠民政策，图为2015年3月24日，贵州某镇卫生院在给群众义诊 在婆婆丧事期间，我从大姐、四姐的聊天中，进一步感知到这个家庭的贫穷和艰难，获得了更多家庭过往的细节和真相。大姐提到，因为兄妹多，为了帮助娘家渡过难关，多一个劳力挣工分，她自愿留在家中，迟迟不肯出嫁。直到哥哥能独立撑起门户，才在将近三十岁的时候嫁到夫家，以致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年过六十，尚有求学的幼子，生活一直劳累不堪。直到今天，大姐依然保有一个长女的风范，尽管自身负担很重，但依然力所能及帮助娘家。四姐还记得小时候在全家挨饿的时候，被妈妈派去找邻居借米，最后无功而返的失落和伤心。在丈夫的记忆里，饥饿是他挥之不去的阴影，以致婚后在没有衣食之忧的情况下，对粮食的浪费依然会让他带有深深的羞耻感。 但整个葬礼期间，对我震撼最大的事情，却是三姐的出场。在婆婆生前的房间，我发现了一张黑白照片，我向丈夫打听，丈夫敷衍过去，我去问四姐，四姐告诉我这是三姐，还说，相片之所以放在床头，是因为婆婆临终的日子，每天都要看三姐的照片。我以前从未听丈夫提起过他的三姐，我曾经疑惑过他们兄妹的称呼，怎么有大姐、二姐、四姐，唯独缺了三姐？但想到哥哥的排行，以为这只是属于一个家庭的称呼习惯，加上每次回家并没有太多的机会聊起往事，所以也没有深究。我从来就没有想到，在丈夫的家庭中，确实存在一个我从未谋面的三姐。我从大姐、四姐的回忆中，竭力还原三姐的形象。倔强、清秀的三姐呈现于我眼前的所有印迹，也只是一张年代久远的黑白照片。三姐长长的辫子垂于双肩，双目冷静地看着前方，面容极为秀气，但紧闭的嘴唇传达出一种坚定和执拗，她的装扮和气质让我明显感知到1980年代的气息。后来才得知，三姐在二十出头的时候死于非命，她性格倔强、张扬，不满家庭的贫穷和无望，总喜欢和外面的同龄人一起疯玩，在被继父毒打一顿，感到爱情和前途的无望后，三姐平静地选择了自尽。三姐的出场，彻底让我理清了这个家庭的逻辑，也进一步感知到了丈夫一家的善良和厚道，在多年的疑惑中，我终于彻底理解了丈夫对继父的怨恨和恐惧。在1980年代的中国农村，我经常听到早早结束生命的年轻女子，大多因为青春的激情所导致的爱情选择，与传统价值观念的冲撞。但我从来没有想到在丈夫的家庭中，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悲剧。越是走进这个家庭的深处，越是能感知到隐匿于家庭的悲伤随处可见。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一切伤心的往事仿佛已被时间之手抹平，但我知道，只要人的记忆存在，在某一特定时刻，那些离场的亲人就会重现，恰如在母亲的葬礼上，我和从未谋面的三姐会通过照片，穿越时空，获得一种命运的观照和交汇。四姐一直遗憾三姐的选择，总认为整个家庭中，她敢闯敢干的性格最有可能改变家族的命运。我事后问起丈夫，是否对当时的场景还有记忆，他显然不愿多言，但对三姐离世的细节记得清清楚楚。对日渐懂事的男孩而言，丈夫坦言三姐的悲剧，对年少的他影响深远。也许，在丈夫漫长的成长岁月中，他经历、见识了一个贫寒农家太多的痛苦，这所有的一切让他沉默、逃避，选择潜藏于书本的世界，这个世界成为他人生突围的唯一通道。 各种农业合作社兴起，图为山西长冶某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在大棚里工作　李建义摄 三姐的出场，再一次激发了我表述这个家庭的冲动，探究其背后隐秘的愿望和对自身介入者身份的警惕，成为我真实的纠结心态。婆婆的葬礼，曝光了整个家庭的历史底片，在亲人难得团聚的倾诉中，隐藏其背后的家庭面影，逐渐显示出粗砺的肌理。我想到婆婆过世之初，村里提供丧葬服务的邻居和嫂子交涉，说是母亲有一个儿子是博士，在中国繁华的城市广州工作，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热闹一下，要求哥哥答应他们，让他们好好唱闹几天。嫂子很严肃地告诉邻居：“七个子女，死了两个，出家了一个，这种场景，看着就伤心，还有什么心情热闹呢？”邻居将此话听到了心里，婆婆的丧事并未如村人想象中竭尽铺张和热闹。 2015年7月13日凌晨五点，按照风俗，全家人很早起床，送母亲最后一程。尽管丧事的忙乱，让家人在临时的团聚中淡化了悲伤，但到了母亲必须离家的那一刻，兄妹们的情绪还是难以控制。尤其是哥哥，我第一次看到他失声痛哭在母亲棺前，显出老态的身躯，让人心酸。所有的亲人都跟随到了火葬场，县级的火葬场已经承包给私人，承包者一副老板的派头，几乎任何一个环节，都要和痛失亲人的家属讨价还价，无论是买骨灰盒，还是选用烧灰的炉子，都有不同的价码。火葬环节，至少需要六千元，相比痛失亲人的痛苦，这种无谓的琐事，更让人平添一份莫名的愤怒。但因为面对至亲的离世，悲伤中，谁也没有心思去据理力争，只能任人宰割。母亲终究还是化作了一缕青烟，离开了她念念不忘的孩子们，回到了另一个世界，回到了父亲、二姐和三姐身边。我们目睹这一切，切实感受到她的肉体离开了人世，我们不愿在火葬场多待一秒，只愿赶紧将她的骨灰收拾好，让她回到村庄，真正安息。 婆婆回来了。 婆婆回到了她生活大半辈子的村庄，这次以另外的形态存在。婆婆的落土为安，确认了我和这片土地的情感牵连。生前，是婆婆的牵挂让我们一次次回去，死后，是婆婆的守护让我们记住生命的来路。这个普通如尘埃的家庭，所有的喜怒哀乐、日常生存，与千千万万的农民家庭一样，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但对于因为婚姻的缘分而介入这个家庭的我而言，对夫家命运的审视和梳理，却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 我知道，母亲，是一个家庭底片的灵魂。 作为暗礁而存在的继父 在对丈夫一家进行叙述时，他继父尽管是我潜意识里不愿碰触的一个伤口，但无论如何，对这个家庭的叙述，离不开这个暗礁般的存在。这个身影的出现，加重了丈夫一家的情感阴影，隐喻了一个普通农家无法摆脱的厄运。 哥哥出生于1963年，六岁那年，亲生父亲因病离世，丈夫尚在母腹中，从一落地就没有看到过亲生父亲。父亲死于家族遗传病，用哥哥的话说：“这个病说严重就严重，说不严重就不严重，1999年，四十出头的二姐也死于这种病。爸爸去世时，留下六个孩子，大姐十三岁，身体尚未发育好，就到处修水利。父亲去世早，家里姊妹多，生活实在太艰难，上面三个姐姐都没怎么上学。妈妈拖着六个孩子生活过得相当艰难，有一段时间还得过精神病，持续了两年，后来不知道怎样慢慢好了。”这是我第一次从哥哥嘴中，得知更多的历史细节，“那个时候是拿工分，工分少，连饭都吃不饱。妈妈还年轻，才四十出头，在别人的撮合下，就找到了现在的继父。当时的想法就是找个身强力壮的劳力，帮着分担一下体力活，一个女人拖着一串未成年的孩子，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继父到家里来的具体情形，我记不太清楚了，我只记得小小年纪到处找活干，帮着分担家务。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继父并不会干农活，在生产队里面，别人拿十分，他只能拿九分。他以前在京广线上跑火车，不知道犯了什么事情，被遣送回来。他脾气暴躁，不但没能和妈妈将一个家庭的重担挑起来，反而导致我们更加造孽”。 “我们和继父相处不好，我们在棍棒下成长的，他脾气不好，动不动就打人。状况糟糕得很，我妈妈管不了他，他脾气太坏，别看现在脾气好了很多，年轻的时候，动不动就打人，不但打男孩子，女孩子也打，就二姐没有打过，二姐忠厚老实，从来不说话。当时觉得他根本就不将我们当自己亲生孩子。我们打不过他，一打就跑。”哥哥永远不明白，继父脑子里到底想的是什么，“他这个人，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你犯了一点错，就打，有一次，他打弟弟的时候，摸到了一条扁担，我怕扁担打着弟弟了，就去顶了一下，结果扁担就打在我身上。小时候谁都恨他，犯了一点点错误就挨打。哪怕是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也是打，只是比我们打得少一点”。继父的冷酷和暴躁脾气，在嫂子的嘴中同样得到了印证，在婆婆病重的日子，和嫂子聊起家事，她说受到的最大委屈还是来自继父： “那个时候，在屋里，老头不听，忙的时候，只要一句话不对劲，他就将家里吵翻，一睡就是十几天，不干活。家里没有事的时候，他就好，家里忙起来，尤其是农忙的时候，只要一句话，他就找茬。有一次，他将家里两摞很高的碗，都甩到屋子前面的水沟里，全部摔破了，说实话，根据他以前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养他是说得过去的，但我们不可能不养他。我记得结婚第二年，我们家的田里刚刚下了肥，一个邻居和我说，要从田里过过水，我是新媳妇，就说，过就过呗，刚嫁过来的，也不好意思不要邻居过水。吃过饭，老头知道邻居从田里过水，就说我不该答应，就开始在家里吵啊，闹啊，还在家里喝农药。他什么丑事都干过，他喝药，自己没有中毒，但他把一瓶农药从我的身上淋下来，将我弄得中了毒，然后他到处跑，吓我们，我们也害怕他死掉，到处找，谁都知道他是故意寻死觅活，故意为难家人。他太过分了，要讲他的事，多得很。有一年，你还没有回家的时候，汉口的老表，姨妈的儿子，三十回来看老娘，为了招待老表，三十晚上请他玩牌，老头想玩，就将桌子掀翻了，大家决定不玩了，不玩还不行，他坚持一定要玩，就开始瞎吵闹。老头那个时候才六十多岁，有劲，他拽着老表一顿猛转，将老表从我家弄到邻居家，又从邻居家撵到我家，牌没有玩成，他就开始天翻地覆地闹。此后，那个老表再也没有来过。还有一年，四姨的女婿，到我们家里玩牌，是正月十四，他用很大的两个水瓶打到哥哥头上，起了很大的两个包。想起以前的事情，我们完全可以不管他，但不管他也不行，他也蛮可怜，也没有一个人愿意管他，他以前的脾气就是暴躁，就是歹毒，凭良心说，凭他以前在家里臭歹，我硬是不想养他。我们真的不想当他的后人。老娘在的时候，我还和老娘说过，要是不结这个伴，我们也不会这么造孽，老娘一辈子就是后悔这个事情，那个时候，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后人陪着怄气。他这个人，又可怜，又可恨。我和你说真话，那个老头，早死早好，不是哪个不讲孝心，他是太怄人了。我结婚快三十年了，就和妈妈讲过两次口（讲口，口角的意思，孝感方言），但和老头，不知道讲过多少次。他总是牵着我讲口，还打我，你说他哪像个爹爹？他动不动就凶到我面前来，还要指着我的鼻子骂，不理他，他就要和你吵。湾里的人，到处都知道。有一年，我在河里扯棉田，他解不出手，这个事情只需要到医院去开一块多钱的药就行了，他非要跑到河里去，大吵大闹。旁边的邻居都看不下去，都指责他，“这次真的是你的不对”，他在家里将开水瓶打碎了，那个时候女儿才两岁多，我整天提心吊胆。他动不动就在家里打东西。在这个屋里，我不知遭了多少孽，在农村，我要做事，要种田，但他要和你讲口，除了干活，我还要怄很多气……” 除了脾气暴躁，继父令家人最失望的是内心冷酷，不知道心疼后人，对家里毫无感情。嫂子始终记得有一次，她挑不起水田里的秧苗，被站在田埂的继父嘲笑的情景，“哥哥那个时候在外头打工，我在家里带两个孩子，老娘也在家，有一回割稻子的时候，还要挑秧，这些事情，你们都没有做过。我挑一担秧，田里很深的水，我从泥田里面挑不起来，他看到了，还笑，你说怄不怄气？他不但不干，还要在旁边幸灾乐祸，意思是，你看搞不动了。他总说我们不是他亲生的，他无所谓了，不愿意干活，总是有这个心理。我们做的饭他不吃，嫌简陋，他要单独起来自己做饭吃。他就是在家里这样搞。”丈夫这位继父因为耳聋了很久，到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完全没有办法和别人交流。我还记得和丈夫认识后，他迟疑了很久，才下定决心和我郑重谈起家里的情况，他没有强调贫穷，而是强调他继父不正常的性格和为人，他不愿我知道继父太多的事情，但又担心我到他们家后，发现继父的为人所带来的心理落差。我甚至怀疑，丈夫迟迟不找对象，很可能与继父给他带来的心理阴影有关。 当然，对整个家庭带来直接危害的，源于丈夫继父生性好赌的恶习所导致的防不胜防的内盗。这对一个经济脆弱、原本贫寒的家庭而言，真是雪上加霜的噩梦。哥哥直到今天，依然记得他1987年结婚的那年，继父将家里的稻种偷去卖了，“他将我们的谷种，我们来年留的种子偷出去卖了，到第二年，我们要下秧的时候，一看没种子，愁死人了，只得在我老婆娘家借种子。”当然，更多时候，继父是将家里的米啊油啊这些日用品偷偷拿去卖，哥哥提到这些事，依然一脸无奈：“从我记事起，他就将家里各种东西偷去卖。你没有吃的了，他还要偷，偷出去玩牌。我妈妈和他的争吵，也是因为这些，他好像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他的家。他根本上就不和你谈。你说这个，他说那个，根本就谈不上。”嫂子因为婚后待在家中的时间长些，加上张罗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对他打牌的恶习深恶痛绝：“你们每次要回来了，他就做榜样，就开始在家里表现得很好，你们不回来，要他做点事，就很难。你们一回来，他就扫地，烧开水，去菜园料理，表现很好。他就是会做这些迷窍（指耍心眼，装模作样，孝感方言）。他比你哥哥强，他就是会搞迷窍！”直到此时，我才明白，为什么以前回来的时候，村里的邻居不要我给他钱，说给了钱，他就摸牌去了。嫂子还提到，去年冬天，我们给他买的棉袄，从来就没有看到他穿过，也不知道放在哪儿，可能都是打牌输掉了。“他晚上不睡觉，到别的村子打，他不在本村打，他一年也有一千多块的零花钱，你们给，四姐给，他三两天打牌就玩完了。他一输光，就回来扯皮，你越给钱多，他就越扯皮。没有钱输了，就卖油，卖米，什么都卖，不瞒你说，我每次外出，都必须将后头门锁起来，不让他进厨房，不防不行，一家人要吃要喝。我前年捡的棉花，留着纺棉絮的，放在楼上，他将棉花藏在装空调那个纸箱里，准备拿去卖钱。后来我发现了，我问妈妈，怎么箱子里面放了两包棉花，妈妈还不相信，我就拿下来给妈妈看，妈妈才相信，过两天，他又将棉花偷去，藏在他自己的房间。我要不讲这些话，你都不会清楚。”因为平时和嫂子很少聊家里的事，对于继父的所作所为确实不太清楚，在我印象中，至少我们每次回来，他的行为还算正常，好像还挺勤快，因为耳背，面相看起来也不是特别凶狠的那种，甚至因为他的长相和我过世的外公有点相像，我从一开始对他甚至还有一点莫名的好感，但相处久了，就能发现他性格的反常之处。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一次去丈夫家过年，临走的那个晚上，继父突然跑到河边，说是要跳河，全家忙做一团，我第一次去他家所刻意营造的小心翼翼的氛围被彻底破坏，丈夫顶着寒风跑到河边找了很久，劝了很久，最后给了他一笔钱，才算将他哄回家。小妹还没有出家以前，她有一次回来，四姐恰好也回来了，继父故伎重演，也是扬言要跳楼。嫂子讲起这件事，依然气愤不已：“谈起这个老头，和别的人是不一般。现在你也应该知道老头的为人了。还有一件事，红伢还没有出家的时候，他也是在家里要钱，说是要跳楼，四姐从北京回来，吓不过，红伢就说，这是装假的，莫信他，叫四姐别出去。他一大早去店里买了一挂鞭炮，就跑到我们楼上去，搞了半天，没有跳。红伢将四姐拉住，叫她不要上去。他们躲在窗户边，看他跳不跳，最后没有跳，我们太清楚了，他就是想利用红伢在家里，通过威胁得到更多的钱去打牌。” 但这所有的伤害，都比不过在继父的毒打下，直接导致倔强的三姐自尽。这个家庭最大的伤口，哪怕在今天，当哥哥嫂嫂讲到对继父的抱怨时，依然不愿触及。母亲临终之前，对三姐的思念和不舍，可以看出一个母亲无力保护女儿所致的伤痛和内疚。在和继父不多的交流中，我能够感知，对母亲和兄妹而言，这是一座暗礁，风雨飘摇中的家庭原本以为找到一个依靠，却不知在命运的戏弄中靠近了一处凶险。当我走进这个家庭的时候，一切已风平浪静，兄妹之间默契地在我面前保持对继父的缄默。在常年的艰难处境中，他们唯一自保的办法就是逃避，这一点在丈夫的性格中非常明显，我甚至怀疑他读书的动力不是来自成就自我，而是为了摆脱噩梦般存在的继父。对于继父给整个家庭施加的痛苦，他们找不到摆脱的办法，我曾经问过哥哥，妈妈为什么不选择离婚？哥哥没有回答，只有无奈地摇头，对一个暴力倾向的男人而言，忍耐也许是家人自保的唯一办法。我再一次意识到，知识所给予我的解释生活的逻辑，面对现实问题的无力和可笑。在波澜不惊的生活表象下面，继父出现于这个家庭，不过是命运的安排，除了接受，也不可能有别的选择。更何况，婆婆在和继父结婚以后，还生了妹妹，再怎么样，他是妹妹的亲生父亲，就冲这一点，接纳他，也是命定的选择。 但我知道，抛开对继父的情感判断，客观去审视他的个体命运，这中间还有大量的空白。对他而言，时光的存在是一种真实的断裂，在他的个人历史中，因为他决然隔断了和过去的关系，突然被命运之手抛回村庄，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的开端。他一生都没有理顺自己的情绪，一生都没有做好接纳一个贫困家庭的心理准备，一生都没有意识到付出和爱才能和新的家庭融为一体。他的出现和新的家庭本身就是一个错位，他的暴躁和情感的粗疏相对一个期待滋养的艰难家庭而言，实在是一种无法获得的奢望。继父留下了很多未解之谜，诸如他当初从单位被遣送回来，到底出于什么原因？在一个政治化的时代，是否他也经受了不为人知的磨难？他和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来往到底是出于性格的冷酷，还是其他不得已的原因？他对我婆婆，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感情？这些具体的情况，我无法通过旁人，也无法通过和他的交流获得。在某些方面，他依然保留了曾经身为公职人员的清高，他写得一手好字，在他居住的老屋，到处都是他从镇上买回来的红纸、墨水和毛笔。一到过年，他就停下沉迷的摸牌，抓紧时间写对联，红艳艳地铺满一地，到赶集的日子，他很早就起来，将对联拿到镇上的集市去卖，在别人的夸赞和惊异中收获内心的满足，更多时候，他将对联送给过年的邻居，家里的猪圈都被他贴满了祝福。忘掉他对家庭的伤害、隔断和以前日子的关联，他在我眼中，更像一个偏执古怪、内心封闭、怀才不遇的乡间读书人。我当然知道，我对他的这种印象，正来源于我并未彻底渗透进这个家庭所导致的空隙。我不愿对他有更多的猜测，对他的判断，我相信严丝密缝的日子中，老实本分的哥哥、嫂子的叙述，更为可靠。 今年春节回家，在喧闹的人群中，他几次找到我，要我告诉他，已经出家的妹妹的联系电话和地址，说是要去找她。妹妹是他唯一的亲生女儿，也是他唯一的真实关联。 我没有妹妹的任何消息。 他依旧在村里游荡，苍老的身影，伴随落寞的余光。 妹妹的出家，再一次将他置于一个被隔断的世界。 黄灯，学者，现居广州。曾在本刊发表文章《今夜我回到工厂》《对照童年》《破碎的图景：时代巨轮下的卑微叙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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